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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來，“生態”出現詞義擴大化。“生態學”已經跳出生物學領域，不斷向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滲透，生態學理論的研究范圍不斷擴展。在此背景下，生態翻譯學理論產生了。

　　“生態翻譯學理論”是一種“生態”的翻譯觀，強調其翻譯方法的“生態”性。清華大學胡庚申教授經過深入的理論研討和實踐，于2001年首次提出“生態翻譯理論”，該理論遵循西方整體主義，強調“自然選擇”和“適者生存”等生物進化論思想。胡庚申教授扎根于東方生態智慧，將翻譯定義為“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”[4]，這里的“翻譯生態環境”被認定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術語。所謂的“適應”，強調的是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的“適應”;所謂的“選擇”，強調的是譯者運用翻譯生態環境的“身份”，表達對譯文的“選擇”。“適應的目的是求存、生效，適應的手段是優化選擇;而選擇的法則是汰弱留強”[5]。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是“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而對文本進行移植的選擇活動”[6]。

　　我們把完整的翻譯程序看作是一個“生態系統”，這個系統在很多方面與大自然生態具有相似性。在這個系統中，“語言、文化和交際”三個維度不僅具有內在的邏輯關系，而且也一直都是翻譯中關注的焦點，即“翻譯是語言的轉換，語言是文化的載體，文化又是交際的沉淀”，“語言、文化和交際”三個維度的生態平衡又是保持“文本生態”的關鍵。因此，生態翻譯學理論關注的是“三維”轉換，即呈現在“語言、文化和交際”三個維度的適應性選擇轉換。

　　旅游外宣材料因其自身的生態環境，呈現“跨地域、跨文化、跨社會、跨心理”[7]的文化特性，并形成了一個獨具特色的翻譯生態環境。為了產生高度整合和適應性的翻譯譯文，譯者必須適應旅游外宣的生態環境，選擇合適的翻譯方法，在兩種語言生態系統中完美呈現文本移植所追求的“語言、文化和交際”的三維生態平衡。因此，運用“生態翻譯理論”去翻譯旅游外宣文本，我們認為這是一種非常有效的翻譯方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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